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及其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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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关羽, “河东解人也”[1]630, 即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人。 他生时名扬海内, 死后又获历代帝王的推崇、 加封。 约于隋唐时期, 民间陆续出现与关羽有关的神话传说, 从此
关羽, “河东解人也”[1]630, 即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人。 他生时名扬海内, 死后又获历代帝王的推崇、 加封。 约于隋唐时期, 民间陆续出现与关羽有关的神话传说, 从此开启关羽神圣化的历史进程。(1)学界有关关羽信仰起源、 形成时期的说法略有出入, 但大致同意“隋唐”之说。 参见蔡东洲、 文廷海: 《关于崇拜研究》,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1年版; 郑土有: 《关公信仰》,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1994年版; 刘海燕: 《从民间到经典—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》,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04年版; 胡小伟: 《关公崇拜溯源》,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年8月; 刘永华: 《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, 《厦门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, 1995年第2期, 第78-84页。隋朝开皇九年(589年), 解州建起了山西第一座关帝庙, “在城西门外, 南面条山, 北负硝池, 创自陈隋, 宋大中祥符间重建”[2]847。
明代的关羽信仰,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 关帝庙修建“遍地开花”, 成为普遍现象, 从而使得对关羽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的盛况:“凡庙祀各止其所, 或于桑梓, 或于履历, 非泛然无因也。 故其所及, 亦有数而不能广。 惟帝之庙祀则异, 于是京师有之, 藩省有之, 村落有之, 其有之又不止于一。”[3]631几乎是“有井水处皆庙祀之”[4]1。 值得注意的是, 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勃兴及其普及并非一蹴而就, 而是拥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和传统文化积累。 早在蜀后主景耀三年(260年)九月, 关羽被追封为“故前将军关羽壮缪侯”之后, 历朝历代便有了加封关羽传统。 明代初建之时, 太祖就于洪武元年(1368年)恢复了关羽原来的封号, 即复称其为“汉前将军汉寿亭侯”; 嘉靖十年(1531年), 世宗改其封号为“汉将军汉寿亭侯”; 万历十八年(1590年), 神宗敕赐解州庙额为英烈庙; 四十二年(1614年)十月, 又加封为“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[5]65-67。 在山西, 关羽信仰又呈现出独有的地方特色, 并对当地区域治理、 经济、 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本文主要依托地方志, 对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、 形成原因及其影响, 加以概括、 分析和阐述, 以期加深对地方文化的研究, 为学界提供一定的参考。
1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
1.1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民间化
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已深入人心, 可谓“至明代, 人于帝愈神且尊”[5]131。 在村墟里社的百姓眼里, 关羽被看作有求必应、 无所不能的“万能之神”(2)《明沈藩西阳王碑记》记载:“凡菑伤疫疬必诣王而祷, 获应如影响……潞之居人, 凡有事祈王, □应□答, 沐王之庥庇, 非一朝夕也。”(详见光绪《长治县至》卷三, 台北: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, 1976年版, 第519页。 )。 凡有所求, 或进庙上香, 或祭拜关公神位。 正德三年(1508年)进士方鹏曾写道:“帝之祠遍海内, 凡水旱疾疫必祷焉, 其福于民又如此, 则祀之又宜矣。”[6]720这句话恰好反映出民间百姓对于关羽超自然力的心理需求。 嘉靖年间, 时任大理寺卿的郑本公曾言:“求其普天同祀, 异世不泯, 未有如汉之关将军者。”[7]765可见明代的山西, 关羽信仰一度出现了“全民共祀”的盛况。
与此同时, 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也已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。 家中悬挂关帝画像的习俗历来有之, 至明代逐渐普及。 明人郑本公曾对此做过这样的记载:“今乃遍天下, 及后世甚。 至画像而家事愈久愈隆, 何其盛一至于此。”[7]766嘉靖时, 襄垣人刘龙也曾写过:“下及编民之家率揭其遗像, 尊礼之多不嫌于泛侈, 不以为淫, 帝何以得此于人哉。”[3]631关羽画像的普及, 是对关羽信仰愈益民间化、 日常化的有力证明, 也使得关羽成为了贴近下层社会生活的“万民之神”。
1.2明代山西关羽信众的普泛化
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, 信众群体多样, 呈现出普泛化的特点。 上至皇亲贵胄、 仕宦高官, 下至乡贤邑绅、 布衣白丁, 关羽信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。 代表上层的知识分子, 是关羽信仰的中坚力量。 他们吟诗作赋, 为关羽歌功颂德; 更有捐资、 捐物, 兴建、 修缮当地关帝庙者, 留下碑刻庙记等文字资料以载史册。 弘治年间进士汤沐有云:“誓死肯教移厚待, 辞婚真欲表孤忠。”[8]57嘉靖万全县进士董汝汉曾曰:“余惟大帝之精忠义勇昭著于当时, 威灵显应赫奕于后世, 载之史传, 诵之童叟, 真与天地同悠久, 日月共昭揭。”[9]531山西解州举人马淑援亦写有诗作:“吞吴灭魏赍遗恨, 鞠躬还同诸葛公。”[8]62万历年间灵石县知县白夏为义勇武安王庙重修所撰“《重修义勇武安王庙记》”[10]665, 嘉靖年间大理寺卿、 郡人进士郑本公留有“《重修汉关将军庙碑记》”[7]765等。 长治县城内的两座关帝庙, 其建造和修护都与藩王有关。 下水巷口关帝庙, 乃明代藩王安庆王所建; 新街关帝庙, 建于元代, 后经明藩王西阳王修护, 并“首捐禄币倡之”[11]5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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